巴彦高勒水文站职工乘坐吊箱进行凌汛测验 龙虎摄
黄河经过富饶的宁夏平原，跨入苍莽的内蒙古自治区境内。严冬来临，“几”字的最上端总是冰封千里。
黄河防凌，重在宁蒙。分布在宁夏和内蒙古黄河沿岸7个水文站上的水文斗士，为了给黄河防凌减灾决策提供及时、准确的水情信息，不惧酷寒，在封冻的河面上、摇摆的吊箱里，与凌魔对峙着，搏斗着。
3月5日，恰逢二十四节气中的万物复苏的“惊蛰”。这天清晨，记者一行探访了黄河进入内蒙古境内的“把口”水文站——巴彦高勒水文站。
7时的巴彦高勒，水文站的职工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太阳还沉在地平线下，天空一片乌蓝。宽敞的河道大部分被冰层覆盖着，也有部分河道揭开了“冰盖子”，风卷冰河，奋而东去，霞光初惊。
王海红是巴彦高勒水文站的站长，去年才刚刚上任。他告诉记者，没有被封冻的河段叫做“清沟”。若是断面全封，测报水情只需要在河面上凿冰打洞就行，但是断面有了“清沟”，水文职工就得乘吊箱才能测到水位、流速和含沙量等。
职工李军和赵向月穿上了救生衣，扛着一根一端镶着莲花形状的器具爬上了吊箱。“他们拿的是测沙用的采样器，现在基本每3到5天就要取一次，一次要取1000毫升的沙样。”王海红介绍。
吊箱上的两人，一人手持对讲机，操控吊箱的前进上下，一人将采样器顺着水流方向放下去，几秒钟后，又逆着水流方向提起来，这样便完成了一次采沙过程。
清晨的河风很坚硬，已经充分做了防寒措施的记者仍被冻的直打哆嗦。“冷吧？”王海红又帮记者披上一件军大衣，“凌汛测验工作很艰苦。有时候凿完冰，溅起的冰水沾在手套上又重新上冻，快要和手冻在一起，足足得有2千克重，手已经全部没有知觉了。”
看着记者露出的惊愕神情，王海红笑笑说：“冰上还很滑，虽然我们都做好了安全措施，但是有时候一不小心滑倒摔个跟头，直接就摔懵了。”他指了指吊箱，“有时候风大，吊箱摇摇晃晃，吓人得很。万一出点问题，吊箱可能一下就滑到河心，回不来了。”
谈话间，太阳从地平线上浮起，将吊箱上的李军和赵向月笼罩在一片橘红之中，新鲜的阳光照射在青白的冰面上，和两人身上橙色救生衣交相辉映。恍惚间，他们已经用测深杆测完了水深。不一会儿，铅鱼垂下又升起，流速也测量完毕，晃悠悠的吊箱重回河岸。
记者也穿上救生衣爬进吊箱，打算体验一把水文人惊心动魄的日常。当吊箱摇摇晃晃升起前行的时候，记者的腿也不由自主地抖起来。
“害怕吗？”李军问道。“还可以……”记者紧抓吊箱的栏杆，河风吹在脸上像针扎一样。“我们有的职工恐高，开始根本不敢上吊箱，后来多上几次才好点。”李军调整着吊箱的操作旋钮。向东而视，茫茫冰盖一望无际，向西望去，雄伟的三盛公水利枢纽横卧冰面。
记者在吊箱上和李军攀谈起来。李军在黄委宁蒙水文水资源局成立之初就到了巴彦高勒，一守就是13年。“说来也奇怪，巴彦高勒好像每次封开河都是在半夜。那时候水位变化快，我常常凌晨两三点爬到那上面放浮标。”李军指着三盛公的泄洪孔道说，“开河的时候壮观得很，那个声响，摧枯拉朽。但可真是冷啊，风像刀子一样。”平平淡淡的语气，记者听起来却是心惊肉跳。
回到岸上，黄委宁蒙水文水资源局副局长梁贵生和女职工白洋洋结伴而来。梁贵生20世纪80年代也曾在巴彦高勒生活工作过，是个“老水文”，白洋洋青春靓丽，是去年刚刚投身水文事业的大学生。
“那个时候真是苦啊，工作、生活条件都很差。当时的水尺桩还是木头做的，靠人力一点儿一点儿打下去，记得经常在大年初一一起床，发现水尺桩被水冲走了。于是，大年初一啊，别人在过年，我们在打桩！”回忆起以前的情景，辛酸往事在梁贵生口中变得趣味盎然。可回望现今改造一新的水文站，看看赵向月、白洋洋生机勃勃的脸庞，他的语气又变得充满感慨：“我们的事业在发展。”
白洋洋是一位来自河南的“90后”女孩。“在这儿习惯吗？”看到如此漂亮乖巧的女孩子守在荒僻的河边，记者有些心疼。“挺好的，就是刚来上班，工作压力有点大，害怕不能胜任，还要继续加强学习才行！”白洋洋双眸含笑，清脆地回答。
“黄委宁蒙水文水资源局防凌任务最重，一线水文站大多是年轻职工，还有许多新来的大学生。但是这些娃娃们都很争气，能吃苦，学习能力也很强。”王海红接过话茬。
“您觉得‘老水文’给年轻人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呢？”看着梁贵生已经刻上皱纹的额头，记者不由得发问。
“是一种精神，黄河水文精神。”梁贵生不假思索地回答。“是呀，就是水文站会议室墙上写的‘艰苦奋斗，无私奉献，严细求实，团结开拓’。”王海红立刻接道，想必这几句话已是烂熟于心。
此时，寒风依旧呼啸，但太阳已是高高挂起。梁贵生、王海红、李军、赵向月、白洋洋，巴彦高勒老中青三代水文职工望着他们往返无数次的断面，沉默地倾听着，期待着，准备着。开河是黄河母亲的惊蛰，几天之后，他们将陪伴母亲河度过阵痛，崩裂出一个崭新的春天。
来源：中国水利网站 2016年3月29日
